左玉河|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

中国古代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学术分科体系，其学术分科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。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：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研究者主体（人）和地域为准，而不是以研究客体(对象)为主要标准；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古代典籍涵盖的范围内，并非直接以自然界为对象；中国学术分科主要集中在经学、小学等人文学科中，非如近代西方集中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。

《庄子》所云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，不仅指“学在官府”变为“学散于民间”，而且在于从总的“道术”，分解离析为众家“方术”；由道术合一，演变为学术分立；由道术合一并具备于官府，变为道术分离而为一曲之士所得。庄子所谓的“裂”，意为分化、分裂、分离，是指先王之“大道”分化为百家之学，是道术分裂为各种学派，与后来的按照研究对象和内容所分的科目（即学科）是不一样的。……这便是近代西方各学术门类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区别（亦即“科学”与“家学”的差异）所在。

以研究对象作为划分标准者，因其对象是固定的，而研究主体是不同的，通过固定之研究对象将不同的研究者（学者）归并到一个学科中，成为“专家之学”，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分科发展之方向。以研究主体类分，将不同学科归并到一个学派范围内，一家一派包容各种学科，注重的是博达会通，研究者须得是“通人”，而非专家，成为“通人之学”，这是中国学术分科之基本趋向及突出特点。

从“孔门四科”演化到“儒学四门”，便证明中国学术门类也是随着中国学术的发展而逐步演化的。笔者认为，随着学术的演化和分类的细密，到明清时代，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，逐渐向近代意义上之“学科”演化，逐渐形成了所谓“儒学四门”——义理之学、考据之学、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。

明确将“孔门四科”与“儒学四门”联系起来的，是曾国藩。

但“儒学四门”仍然不是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划分的，而是以研究方法、研究视角及研究门径进行分类的，与近代意义上之学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严格意义上说，“儒学四门”是指研究学问之四种途径，非指近代意义上之学科。

如果分析晚清学人的分科观念便会发现，他们开始时之分科观念，还是中国传统式的，但这种传统式之分类观念，却又是接受西方近代分科观念的思想基础。正因如此，所以，中国学人接受西方近代分科观念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心理障碍。所需要改变的，是将分类标准从中国式之按照学术主体来分科，变为按照学术客体即学科进行分科；由过去崇尚博通之学，逐步转变为注重专门之学。

在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学术门类的转型过程中，中国学术必须从两方面进行学科整合：一是文史哲分家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离；二是引进西方近代学术门类，创立中国近代新学科。

“科学”与“学科”相近，意谓“分科之学”，反映出清末中国学人对西方近代分科性学术之崇尚，也体现了时人对“科学”含义之直观理解。

传统之旧学与舶来之新学，“双双变了形”，乃是晚清时期中西学术交流之必然趋势。正是在这种不断的“变形”过程中，中国旧学向西方学术体系转轨，逐渐取得了近代形态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“变形”过程中，传入中国之西学开始其“中国化”历程，渐渐取得了中国之形态。近代中国之学术转型，正是在这种“变形”中开始、演进并逐步完成的。